[48] 无论如何，在乔石主持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用立法推动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主旋律。
司法去地方化，是为了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第54条 （二）法制的自身改革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法制的自身改革包括立法体制机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
{1}第28条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1}第34条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1}第34条并把它作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点问题之一提出来。根据社会自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客观规律，凡是法律规定属于社会自治的事务、领域和地方，政府尽可能不去介入。我们既需要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也需要建设一个法治的社会。特别是有些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一年终天讨论案件，代替合议庭做出裁判决定或指导意见，判审分离的情况相当普遍。
从此，党领导了体制性司法改革。法治话语包括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命题、法治论断、法治论述、法治思想等。机会公平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话题。
要做到规则公平，最主要的是扩大民主，让人民群众平等地参与民主对话、民主协商、民主立法。他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树立法治思维，首先要树立民主思维，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所以，主张宪法至上，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
在利益表达和民主协商过程中，决策和立法机关要尽可能保持程序中立。近期频频曝光的官二代、官三代违规担任公职和领导干部的事件在媒体上广泛议论，根源就在于它们破坏了机会公平、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泯灭了其他竞争者脱颖而出的梦想和预期，触动了广大平民百姓渴望机会公平的神经。
要使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利益……说的都是机会公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程序包括时间和空间两种要素。树立宪法至上、维护法制尊严的法治思维，必须解决权大于法、还是权在法下的问题。
我国现行宪法详细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2004年更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加上其他法律的权利规定，基本上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体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重视和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法学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协商作用，等等民主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和价值虽然是内在的道德价值，但它们是由政治正义观念所确定的。云南高院一位副院长在回应社会对李昌奎案二审改判的质疑时，[48]其法律解释技术和案件类比技术存在明显错误: 一是对法律( 司法解释) 的断章取义式解读，二是案件类比仅择取相似细节而忽略本质不同。
所以有学者指出: 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法律的规范主张只会在契约主义的框架内被尊重。法院在个案中确立法律规则的职能只是解决纠纷的副产品。
而培育司法的公共理性关键有三: 1. 正确看待司法的政治理性。 吴英姿，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公民理性的共同部分，是公民能够用其公共意识和公共理由通过辩论和协商达成关于公共政策的基本共识的能力。对于长期信访的非常案件，或者在所谓的非常时期，当事人的各项要求( 不限于法律意义上的诉讼请求) 都会得到考量，个别案件还有可能在法律和诉讼程序之外通过协调等非常途径化解。[38]最高法院为了表示司法解释的民主化，曾经公布该解释的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它通过法律解释和证据规则将敏感性纠纷转为中性的法律技术问题加以解决，化解纠纷，避免社会对抗。缺乏公共理性的司法是空心的，禁不住舆论的批评而左右摇摆，可谓之舆论恐惧症。司法者面对这样的问题应当慎之又慎，避免标新立异。
[34]王旭: 《解释技术、实践逻辑与公共理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解释考察》; 葛洪义主编: 《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 第6 辑) ，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6 － 142 页。与公共理性相对的是私人理性，是指公民在私人活动范围内行动中的理性，是受其所属小团体或者特定职业、身份和使命所限制的。
《婚姻法解释( 三) 》就是典型的例子。司法需要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审视执政者的政治要求，为执政者提供一种制度化纠错机制，成为政治正义的再生产装置。
当他向真正的公众亦即整个世界讲话时，理性的公共运用就会发生，即理性的可公共化性。在通过交往实现正义的法律程序主义中，衡量司法公正最为重要的指标不是某种实体价值，也不是不要任何实体价值的纯粹的程序正义，[16]而是商谈程序的合理性和理由的可接受性。
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缺少公共理性的指导与整合。最高法院在没有对社会意见做任何反馈的情况下，于2011 年8月12 日突然宣布，该解释于第二天正式实施。改来改去，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的格局没有改变，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仍然不被尊重，案件仅仅是审判流水线上的产品。[44]王启梁: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载《法学家》2012 年第3 期。
窄是指法官只对案件作出判决而不是制定宽泛的规则。改革完善陪审制的核心是祛除审判权本位主义的制度设计，将陪审制构建为司法过程中的公共领域。
三、司法的公共理性特质 因为宪政秩序是公共政治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之所在，因此罗尔斯将其公共理性的理想主要放在对有关宪法根本要素和基本自由权项问题的讨论上。如特定宗教团体的牧师对他的会众发表演讲时，使用的就是私人理性。
[45]吴英姿: 《陪审制、民意与公民社会———从河南人民陪审团实验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1 年第2 期。[26]此外，陕甘宁边区地域幅员有限，交通极其不便，人口在最高峰的时候也仅占全国人口的0. 3%，[27]以夺取战争胜利为第一要务的目标也使得社会建设目标单纯化，社会分工不明显，加上整风运动后边区军民思想高度统一，群众组织化程度极高，社会高度整合，权力高度集中，政权结构单一。
刑法疑罪从无之目标在于保障人权，而疑罪从轻的思路在于对付信访与舆论压力、避免公检法机关内部错案追究风险和考核压力，让法官安全解决那些证据不足办不下去也销不了案的棘手案件。[41] 《婚姻法新解释南京第一案: 丈夫出轨，妻子失一半房产》，中国江苏网2011 年8 月18 日，访问时间:2012 年8 月5 日。二者相比，后者反公共理性实质暴露无余。但是，只有在涉及到眼前需要解决的具体纠纷时，法院阐释此类命题的活动才有正当性，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其结果是法律和司法成为政治的工具。同时，公共理性是一个包含时空元素的概念，它是身处同时代的、同一个地域空间内的民众的共识。
司法被要求担当起将纠纷解决在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使命。[25]汪世荣等: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2 页。
作为公民，法官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将之融入日常司法行动中。[45]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 》中，最高法院将构建民意沟通表达长效机制当作法院三五改革的重点之一，还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
